陈增元（北京墨笺香文学社高级社员）

     “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”，这句俗语常被奉为圭臬，仿佛一旦汇聚成海，个体的微光便能熔铸成洞察世间一切虚妄的真理之炬。然而，若我们拂去这层温情脉脉的理想主义面纱，直面历史深处那血淋淋的真相，便会发现这不过是一个巨大的讽刺。在大多数时刻，群众不仅不雪亮，反而极易沦为情绪的奴隶、偏见的信徒，甚至在无意识中成为迫害正直者的帮凶。这种集体的“失明”，往往比个体的盲目更为可怕，因为它披着正义的外衣，行着荒诞之实。

       剖析这种现象，我们不得不承认，在这个喧嚣的世间，国人似乎最稀缺一种品质，那便是“不跟着瞎起哄的能力”。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，社会舞台上似乎永远只有两类角色：一类是卖力敲锣打鼓的始作俑者，另一类则是伸长了脖子的围观吃瓜者。真正能坐在角落里保持冷静、心中独有一杆秤的人，寥若晨星。这个民族仿佛拥有一种特殊的“天赋”：一旦发现他人遭难或奇闻异事，原本萎靡的精神立刻焕发，瓜子、啤酒、矿泉水伴随着漫天飞舞的小道消息，构成了看客们最丰盛的宴席。在这种狂热的凑热闹心态下，真相往往被淹没在唾沫星子中，独立思考更是成了奢侈品。

      历史的铁证，如同一面照妖镜，映照出群众集体“失明”的三次讽刺轮回。这并非偶然，而是一种令人脊背发凉的规律。

      且看南宋临安，岳飞以“莫须有”的罪名被冤杀。彼时的百姓在做什么？他们涌上街头，敲锣打鼓，庆贺朝廷除掉了所谓的“奸臣”。更有甚者，向宋高宗敬献“慧眼如炬，明辨忠奸”的匾额，那谄媚与狂热之态，仿佛他们是正义的化身。然而，待到宋孝宗为岳飞平反，风向骤转。同一批百姓，或是他们的后代，又涌上街头欢呼“昭雪”，痛哭流涕地骂秦桧、祭岳飞。临安城瞬间充满了祥和之气，仿佛之前的欢呼从未存在过。

       再看明末，一代名将袁崇焕被扣上“通虏谋叛”的罪名，遭受凌迟极刑。京师的百姓争抢着购买他的肉当场生吃，边吃边骂“汉奸”，那副狰狞的面孔，至今仍让人不寒而栗。然而，当清修《明史》揭露这不过是皇太极的反间计后，百姓的态度再次发生了荒诞的反转。同情、愧疚、惋惜之情溢于言表，祭祀立传，尊其为民族英雄。那曾经咀嚼英雄血肉的嘴，转而开始歌颂英雄的伟绩。

       及至清末，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被押赴菜市口。围观的百姓人山人海，他们并不知道变法为何物，也不知道这些人为何而死。他们只当是看一场杀头的好戏，骂着“乱臣贼子”，扔着烂菜叶臭鸡蛋，甚至有人花钱买血，蘸着人血馒头妄图医治痨病。鲁迅先生笔下的《药》，正是这一背景的真实写照。在这些看客眼中，正义与邪恶无关紧要，重要的是那喷涌的鲜血能带来片刻的感官刺激。

       这三个案例的共同荒诞之处在于：群众的态度完全随着官方的定调而起舞。官方说谁是奸臣，群众便恨之入骨；官方说平反了，群众便哭天抢地。在这巨大的洪流中，个体从未有过独立的判断，所谓的“雪亮”，不过是随波逐流的反光。

       究其根源，这种集体的盲目源于信息的垄断与独立人格的缺失。季羡林先生曾言，正义的人总是少数且无权无势。在信息渠道单一、官方叙事独大的环境下，群众的眼睛大部分情况下是瞎的、势利的，他们不会、也无法站在正义者一边。正如勒庞在《乌合之众》中所言，群体永远漫游在无意识的领地，听命于一切暗示。

       群众的眼睛并非永远不雪亮，但其首要条件是获取信息渠道的多样化与独立思考能力的觉醒。如果信息来源只有一处，再智慧的群众也会沦为愚民，成为被操纵的提线木偶。唯有打破信息的壁垒，重塑独立的灵魂，我们才能避免成为一个“凑热闹的工具人”，让眼睛真正拥有看见光明的可能。